从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前世今生说开去


近日,1993年仿制建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终于被学校拆除了。10多 天前,当学校正式对外发布要拆除校门牌坊的消息后,在校内外可以说引起了轩然大波,支持和反对的人都很多,双方还有过一些激烈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本人 是绝对支持拆除这座牌坊的。对于那些反对的意见,我在理性上虽不认同,但在感情上也还是有一些同情性的理解。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把数十年 来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讲清楚,权当是传播和普及一下校史知识吧。我对这一问题并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是把大致的脉络梳理一下,还是没 有多大问题的。

 

 

 

扫盲篇: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历史变迁

 

一、20世纪30年代武昌街道口的两座老牌坊

 

在 1932年以前,武汉大学的校址一直都位于武昌城内的东厂口(即阅马场以东,蛇山与武珞路之间的那块地)。自从1928年学校正式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之 后,便择定了武昌郊外的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在此兴建新校舍。当时,“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绘图员沈中 清语),从宾阳门(今大东门)往东,仅有一条低级碎石路(即今之武珞路-珞喻路的前身)途经今天的街道口。于是,学校便函请湖北省建设厅修筑了一条从街道 口通往珞珈山校区的专用道路,这条路全长1.5公里,宽10米,于1930年1月建成通车,时任校长王世杰将其命名为大学路(即今日穿越劝业场、连接新旧 两座牌坊并直通武汉大学校园腹地中心湖一带的珞珈山路)。

 

1931,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正在进行中时,学校在街道口大学路的起点处,建起了一座木结构的校门牌坊,由沈中清、缪恩钊设计,是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座校门牌坊。可惜的是,不久之后,这座在材质上不够坚牢、在结构上更是“头重脚轻”的木质牌坊,就被一场大风所吹垮!如今,我们也只能通过以下几张历史照片来瞻仰和缅怀它的神采了——

 

 

 

 

前一阵子,刘文祥同学通过对上面这张照片各处细节的仔细观察及与历史地图的互相比对,判断出它应该是在牌坊的背面拍摄的!有关历史地图上所显示的牌坊西北面有一处池塘以及珞珈山路位于牌坊东北方向的基本事实,完全可以证实刘文祥的这一判断。也就是说,国立武汉大学最早建成的这座木制牌坊,其横幅的正反两面所书写的均为“国立武汉大学”(从右往左读)的六字校名,而没有后来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

 

在木质牌坊被毁后,学校充分汲取了这一教训,又在原地重新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牌坊,仍由沈中清、缪恩钊二人设计。牌坊横幅正面仍为“国立武汉大学”(从右往左读)的校名,背面则替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从左往右读)六字,以标明这座高等学府在当时所执著追求的理想办学规模与学科格局(这一格局直到1947才得以实现,但短短3年后即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而彻底失去!)。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坚牢与耐久,这座牌坊在街道口始终屹立不倒,时至今日,已经历了将近80年的风雨沧桑。2001年,还作为“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的一部分,正式入围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 于木牌坊被毁及水泥牌坊修建的具体时间,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记载。据沈中清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回忆,分别是在1932年和1934年。然 而,对于这两个时间,我始终心存疑虑——因为在1935年和1936年的两本国立武汉大学毕业纪念册上,我们只能看到木牌坊的几张照片(也就是上面贴出来 的那几张),却看不到任何一张水泥牌坊的照片,如果当时木牌坊已经被毁、水泥牌坊也已经建成的话,武大学生没有理由不在自己编印的毕业纪念册上刊出后者的 照片啊?!据此,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水泥牌坊是在1936-1937年间建 成的,不大可能早于1936年,当然也不可能晚于1937年“七七”事变,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武汉大学所有的建设工程便不得不立即停止下来。而木牌坊被 毁的时间则应该是在1932-1936年间的某个时间。但我的上述推断又没有足够而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既不能盲目认同沈中清先生的 1934说,也不能武断地将自己1936-1937的推测变成定论,最好还是暂且作模糊处理,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来表述,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在 国立武汉大学1938年西迁四川乐山之前的各种出版物中,我们都没能找到后来重建的这座水泥牌坊的历史照片,本人现在所能看到的关于这座牌坊最早的照片, 居然是在武汉沦陷期间由侵华日军拍摄的!这张照片是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系的徐统教授通过武大文学院某位老师向我提供的,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 复印件,请大家将就着看一下吧。

 

 

至于本校的出版物中最早出现的该牌坊的照片,那已经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情了,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40年代的各种出版物,其印刷质量要比30年代糟糕得多。我们还是只能将就着看一看。

 

 

关 于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六字校名究竟是何人所书,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人曾经见识过的说法就不下十种!除去“孙逸仙”、“毛润之”等纯属恶搞 性质的玩笑之外,还有以下几种说法——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于右任、王世杰、闻一多、萧君绛、刘永济、郭霖……但无论如何,以上任何一种说法,都没有充分和确凿的证据足以“自圆其说”,因而也就无一可被采信。本人在此倒是要强调一点——1931年建成的木牌坊和后来就地重建的水泥牌坊,上面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是不一样的!参见下图中的比较(对于水泥牌坊上的字迹,我换了一张50年代拍摄的更为清晰的照片来截图)——

 

 

 

总之,对于这个问题,我至少在目前是没有能力作出正确的解答的,只能将其作为一桩“历史悬案”暂且搁置起来,看看将来有没有一丝可能发现更多的历史证据来解决之,而在此之前,对于各种看似言之凿凿、实则无凭无据的说法,我也只能表示笑而不语了。

 

与“国立武汉大学”题写者的悬而未决相比,武大校门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的题写者却是没有太大争议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赜(字博平)。虽然我也看到过其他的一些说法,但与前面关于“国立武汉大学”六字的那些说法一样,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均不足为信。

 

 

 

 

二、街道口的老“牌坊”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划定校园边界的正式“校门”

 

由于武汉大学的校门牌坊最早建在街道口,因此,绝大多数武大师生校友乃至社会人士都会“想当然”地 认为,从街道口到珞珈山之间的大片土地,包括劝业场和广埠屯等地,以前必然都是老武大的地盘,只是到了后来,这些地盘都逐渐为校外的单位或居民所侵占。但 在事实上,这种看似合乎情理的推断,实则是大谬不然!对于这一问题,我和刘文祥都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具体请参见我们的两篇日志——《民国的武大到底有多大?》《街道口、劝业场与广埠屯一带从来就不是武大的地盘——对刘文祥<民国的武大到底有多大?>一文的若干补充》。对于武汉大学为什么要将校门牌坊建在一块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我在上面这篇文章里也作了一番推测,现照搬一部分文字如下(均以楷体显示):

 

当时的武昌街道口一带,本来就是荒郊野外,除了少量民居和耕地之外,基本上都是一片荒凉的“无主之地”。 既然如此,在这里建一座牌坊,也就不需要征得本来就不存在的“主人”的同意了。另外,街道口虽地处郊外,但也是从武昌城出宾阳门(今大东门)后东向交通的 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国立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新校舍则偏居一隅,鲜为人知,因此,武大当时在这里建一座校门牌坊,说白了就是要将其作为一个“引导标志”,为想来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人指路用的——说得更通俗点,无非就是一个“指路牌”罢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仅仅只是在街道口建了一座牌坊而已,却并没有使用任何法定手段正式征用或征购这座牌坊后面大学路沿途的大片土地,因此,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对这些土地均不曾拥有过任何形式上的所有权。 作为一块“无主之地”,今天武大可以在这里建一座牌坊,同样的道理,明天其他的单位和个人自然也有权在这里安家落户,这同样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绝对谈 不上对武汉大学的地盘有任何的“侵占”。事实上,武大30年代初在街道口建了牌坊,中南民族学院50年代初就在武大牌坊侧后方的洪山南麓(今湖北省军区所 在地)正式建校了(很快又迁至南湖现校址)。下图中武汉大学校门牌坊后的那栋小房子,即为当时中南民族学院的校舍。

 

 

这座校门牌坊在20世纪50年代的模样,还有很多历史照片可供参考,我现在只选了一张,换个角度再来看一看位于洪山脚下的牌坊雄姿。

 

 

此 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尽管上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在街道口建了一座校门牌坊作为引导标志,同时其本身的校园也已跨过珞珈山南麓,开始向 今天的八一路一线扩张,但由于后来被纳入校园的西南一隅(主要是今天的珞珈广场与杨家湾一带)长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校舍建设,因此,在广大师生的心理习惯 上,仍以30年代初最早圈定的西南边界(即今之宋卿体育馆-教四楼一线)为校园的主入口。 在30年代,负责联络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与武昌城区交通的公共汽车站,就设在今教四楼对面的李四光塑像附近。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还曾在此处建 过一个简易的校门(参见下图)。甚至到了9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的新校门牌坊已经落成后的最初几年里,教四楼前仍然设有某一路公共汽车的始发站!再往后 不久才不幸被取消。话又说回来,由于有了这样一处公汽车站,当时的武大师生走出校园确实很方便!不像现在,还要多走那么长的路才能到达公汽车站!今天的武 大若是能再次敞开胸怀,让武汉市的公共汽车能够像十多年前那样,长驱直入地驶进我们的校园腹地,将教四楼前恢复为公共汽车的始发站,更好地方便广大师生出 行,那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虽然可行性极小,但我也还是要极力呼吁一下!)

 

 

 

 

 

三、街道口老牌坊校名字体的两次变迁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面貌还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化——“国立武汉大学”六字为“陈毛体”的“武汉大学”四字所替代(更改的具体时间笔者尚不知晓)。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座牌坊“文革”时期的照片,只能找到两张改革开放之初、在牌坊上的校名尚未恢复为“国立武汉大学”之前的彩色照片,看看这座牌坊当时是什么样子的。

 

 

 

在 这里补充介绍一下,所谓“陈毛体”,乃本校历史上的一个特有名词。说起它的来历,我觉得还是很丢人的。据说,在解放初期,武汉大学全体共青团员联名上书毛 泽东主席,请其为武汉大学题写校名,但不知何故,这封信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没想到不久后,武汉大学却沾了本校农学院学生陈文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的光——陈的父亲生前是毛泽东的同窗挚友,后来成为“烈士”。1951年4月,陈文新的母亲让她代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她当时很高兴,自己也写了一封, 一同寄给了毛泽东。4月29日,毛泽东给陈文新回了信。收到这封回信后,不光是陈文新本人,整个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都兴奋不已——简直就是“如获至宝” 嘛!大笑有 人提议拿信封上标示寄信地址的“武汉大学”四字作为校徽,最终,这四个字便成了武汉大学校名的“标准字体”!不光如此,武汉大学当时的校报——《新武大》 的编委会还充分利用了信封上“陈文新”名字中的“新”字,将其与“武汉大学”中的“武”字和“大”字重新组合,作为该报新的报头题名来使用!另外,学校现 在的校报——《武汉大学报》中的前四字,自2002年起也采用了“陈毛体”,至于最后的那个“报”字又是从哪里抠来的,本人就不得而知了。

 

陈 文新院士本人一直保存着毛泽东回复她的这封信。毛泽东去世后,中央办公厅动员所有和他有信件来往的人将相关信件上交,但陈文新还是将这封信留了下来,没有 交出。我们武大的兄弟院校——华中农业大学曾派人到陈院士处将这封信复制了一份,在他们的校史馆展出,我2006年去参观华农校史馆时拍了张照片。至于该 信信封的原件,我在网上仅能找到这么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大家继续将就着看一下吧。

 

 

以下是本人2006年在华农校史馆拍摄的该信复制件——

 

 

以下是陈文新1954年在北京与毛泽东的合影——

 

 

以下是首次采用“陈毛体”作为报名的《新武大》的报头——

 

 

 

为 什么我要说“陈毛体”的来历其实很丢人呢?首先,如我上文所言,武汉大学不是没有专门上书请求过毛泽东为本校题写校名,但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人家没理会 就是没理会,没题字就是没题字,客观结果如此,谁也无法否认。其次,“陈毛体”的“武汉大学”四字,仅仅只是毛泽东在写一封普通的信件时写在信封上的“收 信人单位”(当然,由于这个单位很大很醒目,也可以直接当作“寄信地址”来看待)而已,又不是专门为武汉大学题写的校名,人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等几所兄弟院校,其校名可都是毛泽东专门为之亲笔题写的,用起来自然都是“名正言顺”,而武汉大学却完全不具备同样的条件。在国家领导人从未专门为自己学校题写校名的前提下,未经当事人许可,甚至压根儿都没有在事先去请示或通知一下对方,就在对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行截取其写在信封上的几个字当作校名的“标准字体”来使用,完事后也不作任何汇报,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当然,其它很多高校的那些更为普遍的四处搜寻领导人的相关字迹拼凑成自己校名的“辑字”做法,就更加令人不齿了,这一点毋需多言!酷)如果我们抛开一切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来“就事论事”的话,说得不客气点,这尼玛就是一种严重缺乏“校格”的行为!在过去的极左年代如此这般也就算了,如今改革开放都30多年了,如果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拿这个明显来路不够正当、亦明显属于牵强攀附的“陈毛体”作为武汉大学校名的标准字体,那显然是极不合适的。对于这个问题,刘文祥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重新确定我校中文标准字体的建议》,敬请感兴趣的同学移步阅读。

 

到了1983年,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前夕(请注意,是70周年,不是90周年!),学校决定恢复街道口这座老牌坊的历史原貌。由于牌坊上原有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已无法恢复,于是,学校便邀请了一位名叫曹立庵的书画家(已不在人世)重新为这座牌坊题写了校名。对于这件事,我直到目前也没有找到任何确切可信的记载,姑且暂时认同此说、同时也存个疑吧。1993年,武汉大学在今天的学校正门将这座牌坊“复制”一座的同时,也将曹立庵的题字一并复制了过去。

 

综上所述,我们武汉大学历史上的这三座校门牌坊,曾先后拥有过三种完全不同的“国立武汉大学”字体,其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街道口建成并一直存在至今的水泥牌坊,从1983年至今的校名字体,与30年代到“文革”期间的字体是不一样的,而1993年建成的新校门牌坊上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则与街道口老牌坊的现有字体完全一样,具体情况可参见下面的几张截图:

 

 

1931年在武昌街道口建成的木牌坊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武昌街道口木牌坊旧址重建的水泥牌坊(直至“文革”期间)

 

 

1983年恢复原有六字校名的街道口水泥牌坊(看看跟30年代的字体不是不大一样?谄笑

 

 

1993年新建、前几天刚刚被拆毁的新校门牌坊(看看跟1983年的是不是完全一样?大笑

 

 

 

四、1993年武汉大学新校门牌坊的建成

 

最 近几十年以来,街道口老牌坊附近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人尽皆知,随着武汉城市的发展和市区的不断扩张,昔日一片荒凉的大学路两侧,早已成为熙熙攘攘、喧嚣杂 乱的市井街区(主要就是今天的劝业场了)。长此以往,便给武汉大学这所所谓“中国最美丽的大学”造成了一个反差鲜明的尴尬——“没有一座与校园环境相称的大门”(当 时,学校仅在八一路旁有一座简单的临时校门)。据一位1992级的学长告知笔者,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几位台湾校友回母校参观,其间特地到街道口 的老校门牌坊前合影留念,谁知照片洗出来之后,他们却吃惊地发现,牌坊旁赫然写有两个大字——“厕所”!(本人不敢完全保证此事的真实性,但长期以来街道 口老牌坊周边环境之恶劣,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于是,到了1991年12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80周年校庆(是的,你没有看错,确实是80周年校庆!至于后来为什么摇身一变就成了百年校庆,请容我下次再慢慢告诉大家,ok?谄笑吃饭),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向全社会发出了捐款修建新校门的倡议——

 

 

此后,武汉大学“先后聘请知名教授、学者、建筑专家设计了10余种方案,并广泛征求意见,几经对比、推敲、修改,最后报国家教委审定”。我这里有一张当时的武大新校门设计图——

 

 

这 张效果图与后来建成的新校门外观基本一致,最大的不同之处则在于——牌坊上的校名居然还是“陈毛体”的“武汉大学”四字!谢天谢地!学校当时最终还是作出 了唯一正确的选择和决定——将曹立庵先生1983年为街道口老牌坊重新题写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完全复制了过来,而没有弄出像“文革”时期那样的一个校 名与牌坊的不伦不类的搭配出来!赞这 座新校门于1992年12月10日破土动工,1993年9月10日落成(此时,武汉大学已将80周年校庆改为百年校庆)。从此以后,世界上便有了两座外形 大体一样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分别在街道口和八一路遥相对峙,同时并存了19年之久——直到几天前,后者的轰然倒下。

 

 

“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全部讲完!2000年8月,刚刚经过了四校合并的武汉大学,又设立了一所独立学院——武汉大学东湖分校。约在2005年前后,该校在汤逊湖边的新校区落成,我在网上找了几张照片,发出来和大家共同欣赏一下——

 

 

上面这张照片两边的几栋校舍,看起来感觉是不是很“眼熟”啊?!——尼玛跟武大文科区的经管大楼、法学大楼、外语大楼以及杨家湾的化学大楼、计算机大楼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有木有!晕住嘴再看看中间的那座牌坊,是不是更眼熟?!

 

 

是的,你绝对木有看错!一样的“學大漢武立國”!

 

 

这一张更是清晰可见,肿么样,有木有一种“吐槽无力”、各种伤不起滴赶脚……

 

 

2011年,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正式与其母体高校武汉大学脱钩,宣告“独立”,并更名为武汉东湖学院。随后,该校仿制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上便搭满了脚手架——你以为这是要干吗呢?看看下面的两张图就知道了……

 

 

 

好吧,我啥也不想说了,就此结束本日志的上篇!

 

 

 

未完待续,请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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