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失去了两个宝贵的学生,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投毒者


发生这样的悲剧,本不想说些什么,但看到一位复旦毕业的学姐写了一封大义凛凛的公开信,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封信的作者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母校,情 绪化的话语很能引起围观者共鸣。可仔细思考之后会发现,信中的许多控诉都欠缺逻辑考量。实验室药品管理,不是简单的道德是非问题,而是如何在科研高效率和 严控药品流出之间做出细致研究的技术问题。
任何一件事情,出于道德和情感考虑问题最为省力,而且能引得旁观者无数喝彩,但这也是最无能的一种方式。

复旦以往发生过许多悲剧事件,我常常批评这所学校做得不够好,但这一次,我觉得它至少表现得并不坏。在学姐的公开信中,她批评复旦没有及时通知黄洋父母请律师,因此推断学校有意蒙骗其父母。
一 位复旦老师就这位学姐的微博如此评论:“抱歉,学校总教育出这样的人来,自以为高人一等,可惜是半吊子。总以为站在正义一边,但基本常识和事实都不屑去了 解。如果她内心真诚,我表示遗憾。如果她想通过媒介博关注,那我还是昨天说的那句话,我们和被我们批评者的距离,并没有我们洋洋自得地以为的那么遥远,包 括我自己在内。”深以为然。
当然,复旦不应以“不坏”作为评价自己的标准。许多发达国家发生悲剧事件后,行政首脑常常第一时间发表讲话。此时此地,如果杨玉良校长能通过公开演讲或者接受访谈的方式表达自己和学校的态度,则更是士林表率,并能鼓慰校园人心。

悲剧发生后,央视在微博中反问“大学怎么了”?如果把任何偶然事件都和大学制度高度牵连,这也是智力上的懒惰症——蠢即是恶。在央视用3•15晚会黑苹果时,它有没有勇气反问:央视怎么了?
我 反对将此悲剧的意义无限拔高,但同时觉得: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向同学投毒,至少反映出我们的教育和社会制度存在着某种缺陷,从小到大唯成绩论的功利教 育,社会对于物质和成功的单向追求,缺少如何做人如何爱人的教育,这些可能不是悲剧的直接原因,但两种之间定有一些隐秘的关联。
在微博上浩如烟海的评论中,有一条令人潸然泪下—— “复旦今天失去了两个宝贵的学生,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投毒者。”
正如康德所言,”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必须独自面对的课题。”

对黄洋最好的怀念,是帮助他的双亲。这种帮助,不仅包括物质,也应当涵盖心理层面,可能后者更为重要。之前在新闻报道中看到,黄洋母亲情绪崩溃,而父亲看起来情绪稳定,但失去独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现实,表面平静之下内心可能是波涛汹涌。
此时若能有专业的心理帮助介入,则再好不过了。希望有此能力的同学朋友们可以考虑。

如果我们不仅仅义愤填膺,而且思考更多问题,比如:投毒者的父母是否也需要一些心理帮助?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更良善一点。
此外,在“嫌疑人”的犯罪并没有被坐实的情况下,任何掘地三尺的猜测不仅无法告慰逝者,更是对我们人性幽暗的暴露。媒体和围观者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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