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一代,二代移民


我还记得Wendy的模样,是在家里的一张老照片里。那时她应该三十上下的样子,皮肤白皙,身材姣好,穿着一件长长的连衣裙,显得青春十足。

推算下来,照片应该是96年拍的。

那年,Wendy的丈夫Frankie刚拿到澳洲的绿卡,立马飞回国与妻女团聚,并帮她们办签证,盼着一家人早日能在悉尼团聚。

虽然Wendy和我爸爸同岁,都是属龙的,但从辈分上讲,我应该叫她表姐。

对这个表姐,我已经没多少印象,照片上的事,我也一点不记得。只是偶尔,会听到她和我妈通电话,次数不多,但每次一打就很久,国际长途,聊聊老家的事,聊聊家常,所以还记得有这么一个亲戚。

在我印象里,好像只有一幕关于她,就是在我小时候,有一年,Wendy带着女儿阿佳在上海的机场和我们挥别,爸妈跟我说,阿佳和她妈妈要去国外找她爸爸。

 

 

(二)

听大人讲那个年代的故事,总是感觉说不尽的苦和泪水,却也励志和幸福。

 

Frankie 和Wendy虽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自由恋爱了。Wendy家里知道后,极力阻止。因为Frankie比Wendy大了七八岁。那时 Wendy的爸爸是一个厂的经理,Wendy卫校刚毕业,在医院做护士。在那时的农村,一个女孩子能考上中专,已经非常优秀了。以这样的条件,嫁个有前途 的医生多好,何必嫁个农民家庭的贫苦书生呢。Wendy说,那时村里的老人长辈见到她就开始教育,怎么能不听家里的话呢。

可是爱情是什么,或许在哪个年代都一样吧。无论战乱,无论和平,无论贫穷,无论富有,认定一个人了,就是一个人了。在Wendy的坚持下,两人终于得到了家里的认同,结了婚。

 

据说Frankie是89年去的澳洲。那时,女儿阿佳才三岁。

他是家中的长子。师范毕业后,在乡里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那时一个农村教师的工资大概是一个月100块不到。上有老,下有小,父母都是农民,一个教书生的工资在那时最多也只能勉强糊口。而作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一辈子在村子里当个教书的,心中多是不甘的。

所以,业已成家的Frankie还是选择走出去。

那时Frankie家有个亲戚在香港做航海的生意,发家后创办了一个基金会,专门资助年轻人求学。Frankie就是受了那个香港亲戚的资助,才去的澳洲。

我不知道对那时的年轻人来说,外面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他们是读着“外国人生活在水生火热中”长大的一代。

可是,不出去又能怎么样呢。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吗?那种穷苦,看也看不到尽头。

 

我 也听我爸爸讲起过,他大学时也是读的师范,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学校里表现积极的他本期望着能被分配进哪个政府部门,走上仕途之路,但因为家里 没条件没背景,最后也落了空。无奈只能去中学做政治老师,一个月六十多块的工资,那时爷爷还在啤酒厂拉板车,家里没什么积蓄。照这样下去,恐怕连娶个老婆 也困难。

 

(三)

离别和不知尽头的等待,恐怕是这世界上最无力的事。

我也模模糊糊记得我小时候的几次离别。

爸爸是九零年来的上海,和一个老板学做生意,大概就在我出生后不久。

一两年后,等爸爸差不多安顿好后,妈妈也来了上海。

我记得一次,亲戚来上海找我爸妈,便把我一起带过来玩几天。那时还太小,大概三四岁,不怎么记事,只是有这个印象。我和大伯上了绿皮车,爸妈在窗外,跟我说着要乖,要听爷爷奶奶的话。一直到火车开了,我看到他们俩站在那儿,一直一直挥着手,到火车开的看不见了。

后来听我妈说,那次我爸流泪了。我这二十多年都还没有见过他流泪。

等我快我上小学时,爸妈把我接来了上海。往后,每年才回一次老家。

我记得小时候每次要回上海时,我总是最后一个上车,坐在窗口边。车一开,车外奶奶的眼泪便开始掉下来。她一流泪,我的眼泪也便往下掉。 奶奶是从小把我带大的人。

再大点,多记得了一点事,多懂了一些人情世故,觉得哭起来好丑,便不怎么在人前流泪了。

几年前,我送一个出国的好朋友去机场。每次离别,都不知道下次再见面是什么时候?会不会这辈子都见不到了呢?

就像《情人》里,梁家辉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望着船开走,法国女人已在船舱里失声痛哭。

这种距离的遥远和一辈子的遥远沉重得把人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Wendy跟我说,她和我妈妈熟起来,就是因为要去问我妈借摄像机,我妈的嫁妆之一。

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没有视频,没有手机,Wendy说他们只能偶尔打电话,“很贵吧?”,“很贵也没办法啊”,有时,Wendy会对着摄像机讲话,然后把带子邮寄到悉尼。

 

但其实Frankie到了悉尼,一天书也没有读,哪里有时间读?家里老老少少等着他养,Wendy一个人当护士的工资,只够买些大米油盐的生活必需品。所以,除了每天打苦工,就是打苦工,还有练英语,还有,就是等绿卡了吧。

 

Wendy说Frankie是个做事非常谨慎的人。在没有等到绿卡的时候,一直没敢离开澳洲。

“那他那时绿卡等了几年才拿到?”

“七年。”

“七年?怎么那么久?”

“刚开始也以为很快的,两三年就好了,可是,等着等着,就七年了。”

“那他七年都没有回去过吗?”

“是啊。”

“那你们岂不是七年都没见过?”

“恩。”

 

要现在的我,是没办法想象的。七年,大概对方长什么样子也忘了。

在现在这个异地恋存活不了三个月的年代里,更别提异国,还有遥遥无期的等待。一个女人独自带着女儿等了七年。七年里没见过丈夫一面。

放在现在,估计是再找不到这样的女人了。

 

(四)

我再见到Wendy时,是到悉尼的第一天,早上七点多,她开车来机场接我。

以防我们不能很快地认出对方,所以约在了一个landmark下见。

 

的确,是她先叫出了我,眼前的Wendy,已经和十多年前照片上的那个人完全不同了。

将要五十岁的她身材已经明显发福,皮肤变得很黑,可能是澳洲的太阳晒的吧。穿衣也很随意,短袖中裤,加之剪了中年妇女的短发,面容也操老了很多,早没了之前照片上见到的亭亭玉立的气质。

 

Wendy 家的House很大。对于我这个从上海蜗居里走出来的人,真的很大。虽然没有游泳池,但也有个后院花园,有长长的门廊,除了五个房间外,还有两三个大大的 厅和一两个车库。一进门,Wendy就跟我说,这个房子他们买的时候是多少万,现在是多少万。“赚了不少呀!”,“啊,是啊,可是再多还是不好和你们上海 比呀”。

家里装修得挺朴素,没什么繁华的摆设。墙上挂着两副油画,说是两个女儿画的。

 

因为十几二十个小时的飞机都没怎么睡觉,我整个人已经都快飘起来。进屋没太多客套,洗漱下,便进了Wendy给我准备好的房间沉沉地睡过去。

 

等我下午醒来,Amelia已经放学回到家。Amelia是Wendy家的老二,今年小学六年级,出生在澳洲。Amelia会说一些日常的中文,但讲得不是很快,总要想一想,口语带着浓浓的ABC腔调。

Wendy说最近Amelia正在准备selective schools(纽省的重点中学)的考试,所以Wendy这个当妈的给Amelia报了很多补习班,买了很多习题册。

今天正好是难得一天Amelia不用补习。Amelia和我打完招呼,就开始一边用英文叽里呱啦地讲着今天学校的事,一边和小宝(Amelia的小狗)满屋子跑来跑去地玩闹着。一会儿,开始准备烧晚饭的Wendy叫停,告诉Amelia可以开始做习题册了。

我问Wendy,澳洲小孩也这么辛苦吗?“哪有,学校很轻松的,一个星期的作业加起来一页作业纸都没有。平时她回来没什么事,我就给她报了钢琴,画画,游泳的学习班。最近因为要考重点中学了,所以全都换成了补习提高班”。

 

因为早上Julia(阿佳)没有开车去上班,所以Wendy问我要不要一起开始去接Julia。我一起上了车,到医院时,Julia已经坐在楼下等着。

我在照片上看到的Julia还是一个读小学四五年级,短发,白白胖胖的小女孩。如今眼前的她,一身职业装,个子不高,但身材不错,晒得小麦色,淡淡的妆容,甜美的笑容,“妈咪,还是换我开吧”。

她把听诊器往车里一放,和我say hello,便干练地开起车来。Julia开的是沿海边的一条路,边开,她跟我介绍,沿海的地区白人比较多,到这块地方玩比较能看到真正澳洲人的生活。

 

等 Frankie下班回到家,我们便开饭。Wendy把烧好的菜一一摆上来,两素一荤一海鲜一汤,闽南菜的味道。一开饭,姐妹俩坐上饭桌,开始用英语叽里呱 啦斗嘴调侃起来。Frankie拿起碗筷,“你们俩别闹,快吃饭”,然后叫我多吃点。我笑笑,低着头夹点菜闷头吃着。姐妹俩的对话我根本插不上嘴,语速完 全follow不上,再加上澳洲口音,俚语,连听懂都很困难。

 

在家中,Amelia一般讲英语,Frankie和 Wendy讲中文,Julia对着Amelia讲英文,对着爸妈讲中文。Wendy跟她们俩说,要多对着我讲英文,这样可以帮我练习英文。可是,她们 native的英文和我由单词语法拼接起来的生涩英文交流起来,显得很尴尬。所以,在刚去到澳洲的两三天,我有点害怕Amelia和Julia回到家里。 她们回到家后,我便很少开口。这种感觉像极了我刚到上海时,插班读幼儿园大班,一整天,我都说不上几句话。在老家,我从来没有说过普通话,别的同学问我, 你怎么总不说话,我都笑笑。那时上课老师会讲故事,回去复述给家长,然后让家长听写在本子上交给老师。第二天老师问我,你怎么又没交作业,我也笑笑。

 

饭后Frankie会有散步的习惯,Wendy让我跟着出去转转。出门时晚上七八点,天色已暗了一大半,空荡荡的街上,商店都已关了门,也看不到什么车和路人,人行道的绿灯只有路人摁了才会亮。

Frankie对我应该没什么印象了,他上一次见我,大概就是照片上我五六岁的时候而已。因为二十多年前在老家和我爸有交情,几年前我爸去澳洲旅游时,也来过他们家一次,所以他只知道,我是阿霖的女儿。

Frankie 的话不多,依旧保持着他书生般的儒雅气质和教书育人的口吻,大女儿常在家称呼他“陈老师”。我跟着他走了很远才走到湖边。问候下我爸妈,跟我讲点澳洲的风 土人情,说澳洲人都很nice,也会讲起Wendy和两个女儿。讲到Julia当年考进医学院时,看得出他这个爸爸充满了自豪。在澳洲,医生是相当具有地 位的职业。对一个没有背景的华人来说,能考进医学院,就像在中国,你没背景没拼爹靠着自己的实力进了投行一样。Julia当年在澳洲的高考成绩几乎接近满 分,报考医学院后还要加考一门笔试和两轮面试,录取比率非常低。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一家人还特地回老家放了鞭炮宴请。

 

澳洲的湖很安静,也很干净,一些鸟和海鸥偶尔飞起,有时看到有一两对白人夫妇带着家里的大狗也在湖边走着。暮色下,这种安静和空旷的闲适,让我感觉,我离家好远。

突然听到几声奇怪的笑声从树丛里传来,我吓了一跳,Frankie说那是笑鸟,他刚来澳洲时,有时打完工很晚回家,听到这声音时,也常常感到很害怕。

 

(五)

Wendy家住的这个区Hurstville,是悉尼众所周知华人聚集的地方。这里买得到上海小笼包,四川老干妈和每天新鲜的广东烧鹅,珍珠奶茶店比咖啡店还多。

每天下午三点半之后,便看到很多穿着校服的学生在商店和路边闲逛。很多的华人面孔,也有可能是越南或者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后裔。他们大多是满口澳洲口音的英语叽里呱啦。

 

这时也有接孩子放学的华人父母,爷爷奶奶或是家里的保姆,顺便买点菜。

走在马路上,常常能从这些大人的口中听到广东话,上海话,东北话,闽南话……

 

刚到悉尼的几天,因为Wendy白天不工作,就经常带着我乘火车(相当于上海的地铁)去City转转。路上,她经常会给我讲他们原来的故事。

 

Frankie 在Wendy来到澳洲后,便一起加盟承包下了一家Oporto(澳洲烤鸡快餐店,在澳洲地位和麦当劳赛百味相当)。烤鸡店的生意相当不错,很好赚,但也非 常的辛苦。夫妻两人每日做很早的火车去City,晚上很晚才回,遇到周末要24小时营业,因为人工费太贵,常常只能夫妻两人自己看店。

 

年过半百的夫妇两人在澳洲置了一两处房产,再加上大女儿也有了一份收入非常不错的工作,家里可以说衣食无忧。所以把Oporto盘了出去。Frankie和朋友合伙了一份稍显轻松的配送生意,Wendy则在家做起了家庭主妇,负责着一家人的三餐和Amelia的学习。

 

和 很多闽南妇女不同,Wendy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性格上也显得比较要强,喜好交朋友。有时,她会经常给我讲他们小时候,姓郑的十几二十多人住在老房子里 的旧事,妯娌之间的吵架,兄弟姐妹之间的打闹和玩乐。讲起这些,她总是很兴奋,谁小时最义气,谁小时最霸道,谁小时最受宠,谁小时最能吃苦,那时大家都 穷,但回忆起来,穷却也有穷的开心…..这些小孩,现在也都早已成家立业,有的在老家,有的在他乡,有的过的好,有的过的不好。命运的沉沉浮浮,令人感 慨。

 

有时Wendy也会哀叹,以她要强的性格,多是闲不住的,不甘心只是在家做做家务。其实她刚来澳洲时是可以先用段时间 读一张护士的license(在澳洲,除了餐馆和家政等的体力活,每个工种都是需要一张license,没有license就像国内没有文凭和从业资格一 样。再加上语言上的障碍,也不是短时就能搞定的),但不巧的是,那时家里的弟弟突然查出了一个病,一发病送医院就是几千几千,急需大量的医药费。考虑再 三,她还是没舍得停下安心读书,而是先急着工作赚钱。

或许,这也是命运吧。有时Wendy也会跟我说起,小时候在家里妈妈重男轻女,什么都 偏袒着弟弟,弟弟从小也被惯得很霸道,她和妹妹则常常被妈妈大呼小叫地安排做家务。可是,妈妈毕竟是妈妈,弟弟也毕竟是弟弟,现在家里,爸爸过世了,妹妹 嫁人了。妹妹的家庭也并不宽裕,所以,一直都是Wendy寄钱回去养着娘家。Wendy说,爸爸走的很突然,那时忙着工作,经济也不宽裕,没能飞回去。从 小很疼她的爸爸,没能看到最后一面,这是她一辈子的遗憾和内疚。说这句话时,Wendy眼角突然淌出了泪水。

Wendy好交朋友,但是在澳洲的朋友圈其实也非常有限,一般都只有几个串串门的华人朋友。所以,Wendy没事时,也常买打折电话卡打给国内的老朋友。就像她和我妈打起电话来,常常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

 

其实,像Frankie和Wendy这样三十多岁才出国的华人,能融入西方文化的并不多。

在 家里,他们吃着中国菜,看着中国电视,交的也多是华人朋友。特别是Frankie一类的保守派,一年到头吃不到几顿西餐。每天晚上九点半,Frankie 会准时看《东方卫视》的新闻。他们在周末时会看《快乐大本营》,看《非诚勿扰》,看《中国好声音》。Wendy也早已把《甄嬛传》看得滚瓜烂熟。早些年还 没装卫星电视时,他们常常会去租一些影碟, TVB连戏剧或是港台娱乐节目。所以,Frankie喜欢张菲,Wendy听得懂广东话。

 

他们出去的这一二十年,正是中国经济开始飞黄腾达的一二十年。九十年代初,很多人纷纷下海经商。中国的改革开放富起了一批人。再加上外贸,加工生产,互联网,股市,房地产等的形势,四五十岁的朋友圈里,几千上亿家产的也不足为奇。

 

这样的疾速发展或许无人可以预料。浮躁,拜金,攀比也成为了跟着国家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普遍心态。Wendy有时也会感叹起,说不定当初他们要是选择在国内做生意,说不定现在也发达了。“算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歹自己曾经也辉煌过。”

她小时候读书很有天赋,她曾是科室里优秀的护士,她现在全家都是澳洲公民,她曾经是快餐店老板娘,常常骂手下的员工,她的大女儿一路读书都很好,在澳洲成为了一名医生……

 

(六)

Julia是我非常欣赏的女性。有着干练的职业风范,成熟的处事态度,豁达的生活心态,一份非常不错的个人感情。

Julia 在国内时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她是小学五年级到澳洲,差不多就是Amelia现在的年龄。那时离Selective school的考试已经不远,Frankie把他送去补习学校,都没有老师肯收。她说,那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考,虽然英文不行,但凭着在中国优秀的 数学积累,只要是和数字有关的题目,她就能做,而且全都对。就这样,所有人都认为是奇迹,她考取了当地一所不错的中学,并且努力加上天赋,很快就追赶上, 成为了学校里名列前茅的学生。

爸妈提起这个女儿,总是非常的骄傲。从三岁到去澳洲前,爸爸都一直没能陪在这个女儿身边。到了澳洲后,爸妈又都忙于开店工作,根本没空关心女儿的学习。在妹妹出生后,因为爸妈工作的辛苦,她也成了妹妹的半个妈。或许因为这样,她也显得成熟稳重。

英语已经快成为母语的Julia,普通话和闽南话也依旧流利。在我放弃了提高英语语速之后,我们开始用中文交流,一切变得流畅很多。她的知性随和,也让我们越聊越多。

比起爸妈,她的生活西式很多。经济独立,享受美食,享受旅游,信用卡消费。每月工资一到帐,平了balance,心情大畅。

不用上白班时,她经常开车带着我和Wendy,去火车去不到的海边或是shopping mall,闲逛,吃她觉得很special的美食或甜点。

和 大学才去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不同,她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她不买奢侈品。她的朋友圈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或是在澳洲长大的移民。从高中打工开始,生 活费和旅游费就再没有花过父母的钱。即使在忙碌的医学院学习,她也坚持打工供养自己。这让拿着父母钱出门旅游的我,感到非常惭愧。

Julia 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和她背景相似的黄种人。一个周末,她带着我出去参加她的闺蜜聚会。几个女生都是中国人的面孔,但是她们真的一句中文都不会讲。 Jessica的祖籍是中国潮州,但是爸妈都是在越南长大,所以他们算是越南移民。Suzanne从没来过中国,她也说不清自己算是香港人还是广州人。 Eliza的爸妈是上海人,她还会说一点点的上海话。她们从小在澳洲长大,爸妈是开餐馆或是news agency的中产阶级。她们都毕业于好大学的好专业,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办公室工作,但是打算做多久也取决于她们个人的规划和心情。买房投资多是父母的主 意和压力,但她们需要自己还贷款。她们都喜欢穿低胸裙,出门前精心打扮一番,自己开着车,周末常常穿着比基尼抹上防晒霜和橄榄油去海滩上晒太阳,一年有一 两次长途旅行。

 

比起generation之间的代沟,移民要面对的更多是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

有时,上一代 的观念和教育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因为那些与你自己的成长环境有着很大差异。而且,长远来看,差异必定是会被慢慢消除并融合的。越本土化,也就越容易在一个 地方生活的自在。如果在心理上消极面对这种差异,像Frankie和Wendy这样的一代移民生活在澳洲,除了新鲜的空气和食品,估计很难享受到真正西方 生活的自在哲学。

 

Frankie是典型的闽南男人。虽然是明理的读书人,脑子里的大男子主义根深蒂固。

最近 Frankie和Julia弄得不开心,是因为Frankie执意帮Julia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或许在中国,子女会为这样的事感激父母。这也正是 Frankie的想法,那些都是自己的辛苦钱,女儿会感激她,而且,有了还款压力,女儿就不会像鬼佬那样大手大脚花钱。而Julia却为此非常生气,她不 希望年纪轻轻就弄得如此负担。她经济独立,她有自己对生活的安排,她希望年轻时可以多去旅行,多享受生活,而不是每周工资一到,大部分先用去还贷款,让自 己过节衣缩食的生活。

 

急诊室的工作压力很大,下班回来的Julia累得瘫在沙发上谁也不想理。而这时,Frankie常常气气地说,要去学点家务,要去学着做点饭,吃晚饭要帮忙洗碗……不然以后结婚了要吵架的。

闽南地区从来都只有女人执掌家务,男人做家务是会被人说三道四瞧不起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我家。每次回家多住几天,就开始被教育,“女孩子不会做家务怎么嫁得出去!”

我 妈是福建传统的大家庭里长大的,文化程度不高。她常说,我在你这个年龄,每天早上要起来洗一家人的衣服了。在我妈眼里,我非常地不乖。因为我不做家务。因 为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读书,也用了比我弟更多的钱。在她根深蒂固男尊女卑的思想里,我这样是大大的不对。有时,我会说,“我们同学家里都是爸爸做家务,没 什么家长要求女孩子要天天做家务的”,“你才不能嫁给这样的男人,男人在家做家务,多没出息”。

我听说,我妈生了我之后哭了好几天,因为我是女孩。在她的观念里,没有为自己的丈夫生个男孩,是一个妻子的不对。

我知道,我很难改变我妈的思想,她就是在这样的思想里长大的。

可是,她毕竟是我妈,她会为我的婚姻大事发愁,她会在我通宵达旦时气愤地骂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七)

Amelia 是她的同学中最会讲中文的,爸妈在她幼儿园时就把她送去中文学校补习。其实她对中国并没有多少的概念,从小出生在澳洲,也就和爸妈回国玩过几次。她的性格 更像外国小孩,自信,直接,有个性,敢于展示自己。到他们家的第一个晚上,她就把家里的相册翻出来给我看,一一介绍,哪次旅行,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她说 上学期,她当选了学校的ambassador,是同学们选出来的。她把她得了A的writing都拿出来给我看。她好动,多才多艺,芭蕾,单簧管,钢琴, 美术,篮球,样样都厉害。她爱吃西餐,pasta, pizza, chicken wings ,ice cream,一年四季喝冰水,吃冰淇淋,每顿饭后必吃甜品。
可能是老二的关系,爸爸在家都叫她宝贝,看得出他对这个小女儿尤其溺爱。Amelia虽然不乏独立的性格,却也很会在爸妈面前撒娇,常常daddy ,mummy, I love you地给个大拥抱。
这样的Amelia却常常让Wendy这个做妈的感到无所适从。中国的tiger mother是喜欢建立权威的,不管怎么样,我是你妈,你应该听我话。
Amelia非常能言善道,每次妈妈批评什么,她都临危不惧,说明自己的理由和观点。有时气的Wendy想打上去的时候,小宝都会出来帮着Amelia。
每天补习回来,Wendy就开始问,今天考了几分,排名第几,班上另外几个同学分别是几分。因为晚上闲着没事,有时我就帮Amelia看她mock上做错 的数学题。和当年Julia不同,Amelia英文和GA都很好,但是很怕数学。尤其selective考试的数学都是提高题,她常常只能达到65%左 右。

连着几天,Amelia的数学分数都不见起色。我和Wendy一起帮她讲解,但就是不开窍,遇到同样类型的下一题又不会。考试马上临近,Wendy很生气。

有时Amelia也会显得很无奈。有次她和我说,“我好不喜欢读书”,其实她在学校的成绩还算不错,中上左右,但总还是达不到Wendy的要求。

Amelia 有两个好朋友,Joyce和Juliana,因为三个女孩子家里的近,在同一家补习社补课,所以几个妈妈就商量轮流接送。要考试了,当妈的比孩子还急。 Joyce的爸爸在City开了一家咖啡馆,Juliana的爸妈是技术移民,两人在医院做检验员。生活都已经度过了刚移民来时的艰苦时期。

Wendy不断在家里重申,考上selective school,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好大学的好专业。Julia当年学校的大部分同学都进了医学,法学,金融,工程等的一流专业。

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问题,一代移民做的大多是餐馆,清洁等的体力活,即使是在国内一流的人才,要进入西方社会的相同专业领域,难度也相当高。所以,很多选择了坚持的移民,说到底,是为了下一代。尤其是华人,他们重视小孩的教育,重视成绩,希望下一代能过比他们更好的生活。

 

(八)

我想起之前,在林书豪出名后,一个亚裔专栏作家写的一篇文章:

我是一个亚裔美国人。我很小只,而且有时我很不张扬、很温顺。我对我黄皮肤的肤色并不总是觉得很自在自如。但是这个周五的晚上,在林书豪对阵洛杉矶湖人对的比赛中,我感 受到一种引力。林书豪的肩膀上承载了几代亚裔美国人的希望和梦想。我很难再想出来另一个这样的历史瞬间:我们作为一整个社群,因为我们是亚裔而如此自豪。

你是美国人!“我的父母总是这样告诉我,用微笑但带有嘲讽的语气。是的。我是美国人。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亚,我的普通话说得并不是很好,而且我从未去过亚洲的任何地方(尽管我很愿意去)。在我还小的时候,我接受了许多基本的亚洲文化理论的教育,其中最主要的是孝道。尊重你的长辈,不要让他们失望。他们做出了你可以想到的所有的牺牲换来你现在生活在美国的这样一个黄金机会。他们辛勤地工作,祈祷,并曾经为你流下了血和泪。不要浪费时间。努力工作,学习,锻炼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我曾经见到我父母失望过一次。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一幕了。我们了解到为了自己和家庭可以过得更好,我们必须做出牺牲。这当中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我们自己梦想的消失。

但我是美国人!要是没有了梦想我还有什么呢?那些“高级”的职业是亚裔父母评定好坏的黄金标准。这些职业收入稳定,是光环的标识。而且他们永远在招人。但我们并不都梦想成为医生、律师和金融分析师。对于那些并不能很好地被嵌到这些“模具”里的人来说,我们深陷危机。我们在一场拔河中挣扎:一边是植在我们基 因中的华人的传统—我 们要遵守的孝道和我们履行我们家庭的意愿的责任,另一边是我们的梦想。我们中的一些人从未在这场拔河中找到平衡。有些人在一种削弱人们意志的务实主义中忘 却了他们的激情,有些人狠心地抛弃了所有我们祖先的传统。但我们中的一些人找到了这个平衡点,来平抚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Amelia考试的前一晚,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

Wendy开始翻起雪梨的中文报,看上面的招工专栏。看到一个家政招聘,她跟我说,“看到没,一天烧两顿,带个小孩,一个星期就600澳币了”。

这时,机灵直接的Amelia问Frankie,“爸爸,那你是不是应该付给妈妈工资?哇,那你岂不是欠了妈妈很多钱?”

不善言辞的Frankie等了很久,说,“我欠她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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