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思维与穷人思维一脉相承


文/童大焕
 

读书不值得傲娇,读书不思考,背诵能力强的人,反而容易成为蠢货。我们的话语系统不只是被官方控制,因为这么多年的解构,官方话语体系反而成为新闻联播式的笑话,而真正控制我们话语和思维方式的,恰恰是那些所谓文人,比如南方系的社论。
 
如果你对所谓文人思维有一点兴趣,一定要读完这五篇稿子:
 
 
1、余杰、孔庆东、摩罗3个典型文人的20年遭际
 
文/童大焕
 
余 杰、孔庆东、摩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几乎如雷贯耳的名字。当时,出版商贺雄飞出版了余杰的《火与冰》、孔庆东的《47楼207》与摩罗 的《耻辱者手记》,他们结伴展开一次巡回演讲与签名售书,影响力迅速由北大扩展到中国各地,成为一时的文化明星,而且是冉冉上升的新生代!在言论初开的时 代,他们都变成了青年一代思想自由与批判精神的象征。他们之间的私谊,也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甚至和他们的周边朋友,谱写了很多人间佳话。
 
20 多年过去,我们却看到他们各自局促的内心世界和各自不自由的生活,等待他们的,是逐渐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命运:余杰在内外交困下远走异国他乡,并且分别写 出了给摩罗、给孔庆东的绝交公开信;孔庆东和摩罗二人,则同样走在了各自的极端路上。用同时熟悉他们三人的许知远的话,也许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他们,许知远 在《我所认识的孔庆东、摩罗、余杰》中写道:
 
“我仰慕他们,也希望成为他们,却隐隐感觉到某种不安。余杰与摩罗身上的某种绝对主义,孔庆东的媚俗,都让我有一种无法言明的不舒服。
 
“2005 年前后,我感觉到社会气氛的陡然转变。因为互联网带来的一个大众狂欢的时代到来了,知识分子再度面临新挑战。余杰被一步一步推向了异议人士的角色,孔庆东 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知名人物,他似乎不断地出版自己写过的每一个字,他要影响的是大众,再与知识分子无关。接下来,他又以对朝 鲜模式的赞扬、对薄XX的推崇、还有对香港人的辱骂,成为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极端性人物。
 
“再读到摩罗是2010年了,在剑桥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在网络上读到《中国站起来》的节选,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他怎么变成了一个法西斯论者?
 
“然后,我读到了余杰给他的绝交信,不久后,又是与孔庆东的绝交信——愤慨于他变成了一个朝鲜的拥护者,为重庆模式唱赞歌。
 
“比 起外在的压力,内在的坍塌才是主要原因。当人们惊叹于摩罗转变的戏剧性时,我却感觉,他仍是一致的。贯穿他的是受害者情绪,他曾是一个被中心城市忽略的外 省青年,如今试图代表着被西方压迫的受害国家,全部愤怒来自于缺乏承认。而这种边缘者的愤怒与自怜,正是感动大批青年人的主要缘由。而孔庆东变成了今日的 模样,也与他早年就已显著的民粹倾向相关。”
 
余杰本人何尝又不是另一个极端?我曾和很多人私下谈到我对余杰的看法:虽然他这些年的个人遭遇令人同情,但他的文字,仍是充满毒素的希特勒式、文革式、毛式语言形式。偏偏这样一种不讲逻辑、大义凛然的文字,深得读者和青年的喜爱。
 
他 们的个人遭际和命运悲喜,与其说是时代使然,不如说是个性使然,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人生格局。文人思维使他们思想的格局与境界 都远远称不上大;除了善于经营和制造影响力的孔庆东之外,他们三人个体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远远称不上自由,甚至只能说相当的局促和狭小。除了制造假想 敌作为文字烈火燃烧的媒介(而这恰恰是最吸引热血青年的地方),他们能找到更好地改良世界的方式和路径吗?青春的热血与荷尔蒙使他们情同手足,思维的缺陷 又最终使他们形同陌路。这种思维缺陷典型表现就是自视甚高、唯我独尊,不顾一切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因为不宽容而容不下异己之见,从而也无法修正自己的观 点。所以,每个人越来越走向极端,因不能容人容世,最终不被时代所容,就是必然的结局和命运。甚至可以说,他们个体遭遇的不幸,恰恰是时代之幸。如果他们 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他们的主张得以推行,就会是时代和更多人的悲剧命运了。
 
孔 庆东曾以一贯的戏谑口吻说:“北大扫大街的都比清华教授强。”这倒是个有意思的引子。我们倒不妨做一个假设:北大的理工科学生里面,也会出现像他们这样少 年时就才华卓著并惺惺相惜、越到后来却越极端自我并终至分道扬镳的朋友吗?答案应该是出现的概率至少会比北大文科生低。因为理工思维与文人思维一个重大的 区别是:理工思维更强调妥协,强调约束条件,强调比较和取舍。即使道不同,也可以求同存异,不因观点不同而形同敌我,台面上观点可以争论,台面下朋友不妨 照做。因为理工科思维的人更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从而在思维方式和待人接物上也更谦卑,不会把自己定为拯救世界的神,也不会一意孤行强力推行自己的主张。
 
2、何谓文人思维与理工思维?
 
当 然,这里的文人思维与理工思维之分,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划分,更不是说学习理工科的人就具有理工科思维、学习文科的人就只有文人思维。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方法的区别,与上不上大学、与大学所学专业无必然联系。学理工而无理工思维的车载斗量,学文科而有理工思维的也多如牛毛。
 
文 人思维起源于人类天然的情感和本能,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价值判断称为“常识”,因为这些判断本来就是从人的原始思维本能而来。然而现代社会产生了另一种思 维,却是“反常识”的,就是社会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世界的“普遍联系”背后丝丝入扣的逻辑脉络非常细密,人类要常常面对多种选择的困惑,每一种选择都有 利弊,而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种选择都必须有取有舍,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最稀缺的东西也不同,所以选择也不同。于是,牺牲一部分价值换取另一部分更需 要的价值,取舍的概念应验而生。利弊权衡、有取有舍的理工科思维。
 
可 是文人思维仍然停留在有点好东西就高兴得不得了的时代,习惯于无限夸大自己的情感和自己所看到的那个好东西的好,进而忽视了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价值,都 要在具体的情境下做出排序。做过利弊分析,理工科思维要求妥协,而文人总爱戏剧性地不管不顾,喜欢说不惜一切代价。理工科思维知道社会的复杂是其基本原 貌,需要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应对不同的诉求,并随时根据新情况调整策略。文人思维通常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标签化,以为自己找到的那个价值和工具就是 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事实上却使问题本身更复杂,更混乱。这一点跟我后面要讲到的“穷人思维”其实完全同构。
 
文 人思维习惯于诉诸情感而不是诉诸理性,诉诸直观感受和想像而不是诉诸复杂思考与逻辑,诉诸目的而不是诉诸方法与路径。文人思维诉诸普通人第一反应的“常 识”,诉诸应然即“应该怎样”而不是诉诸实然即“(在各种客观现实约束之下)会怎样”。所以,为了目的奋不顾身、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 的。显然这与正常的经济学思维(强调资源的有限性与各种客观条件的约束)与法学思维(强调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即方法与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格格不入。
 
文 人思维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轨弯抹角讲道理,道理讲不过人家就会道理不够人数凑,用“多数”、“人民”、“党”、“派性”、“利益集团”、“阶级”等等词 汇来划分是非与敌我。但一家之内的利益共同体,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尚且充满各式各样的利益纷争、观念矛盾、习惯和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各种不同,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友即敌?
 
就像“人民”这个词,从“为人民服务”到“人民利益”,几乎已经成为不假思索天然政治正确的词汇。但正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当抽象的人民遇到具体的个人利益》文章中所写的:
 
“猪肉价格上涨,城镇居民抱怨,乡下农民高兴。两边都是民,谁代表人民利益?房价下跌,没房的叫好,有房的打砸售楼处。两边都是民,谁代表人民利益?
 
“人 民也不能用多数或少数定义。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六亿七千万,农村人口正好也是六亿七千万,在猪肉价格上涨的利益两难中,谁代表人民?即使过几年城镇人 口占了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就要服从城里人的吗?房价的悖论也是这样,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在80%以上,如果有房的多数代表人民,打压房价的现行政策就是损 害人民利益;如果无房的少数代表人民,有房的多数就应该心甘情愿地坐等自己的资产缩水吗?
 
“矛盾看似无解,实际反映的却是观念的落后。在具体的张三、李四面前,抽象的‘人民’一词失去了意义;在具体的个人利益面前,不存在铁板一块的人民利益。
 
“具 体的利益一定是多元的,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眼下的尴尬是,人们尚未找到一致认可的利益调节方式,仍然习惯性地求助于传统的公道和公平概念,试图 用道德说教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由于公道和公平并无一致认可的定义,打破僵局就不得不依靠声势,若唾沫和音量不足以压倒对方,便继之以拳脚,暴力成为唯一可 行的裁决方式。
 
“依赖暴力的利益调节 机制有两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即明君清官‘替天行道’,强制推行均贫富的政策。‘替天行道’的实质因此是少数对多数的暴政。自下而上就是‘打 土豪,分田地’,一群人先论证或号称自己是多数,籍此占据道德制高点,然后正气凛然地剥夺少数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这是多数对少数的暴政。
 
“几 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公平的目标只能通过公平的手段来实现,非正义的手段不会产生正义的结果。平等、理性的个人需要学会协商和妥协,在发生冲突时,依照一 致同意的规则分配利益,根据一致同意的程序协调利益。规则与程序的正式表达就是法律,公平体现在对法律的一致认同上,体现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而不是财 富的平均拥有。”
 
“人民”从来不是铁 板一块,“党”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党内的纷争乃至于战争年代的屠杀难道不是比党外更加残酷?“阶级”更不是铁板一块,我们看到世界上都是20%的人掌握 80%以上的财富,但那20%的人和80%人之间,不也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吗?!今天有人白手起家从80%人群进入20%的人群,明天有人或因经营失败或 因挥霍无度或因反腐败从20%的云端一下跌入谷底。铁板一块从来不是世界的真相,变动不居如云随形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3、知识分子根本使命是揭示真相而非追求真理
 
 
不 仅普通人思维习惯于诉诸直觉、诉诸情感、诉诸阶级党派划分、诉诸“大多数”,专门以思考为职责的知识分子也难免陷入文人思维的巢臼而难以自拔。一方面,知 识分子也有偷懒而不认真进行复杂分析慎重推论的时候;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和政治家一样难以抵挡民粹(大众拥戴)的诱惑,很少有人能够在大众狂欢与欢呼中 保持清醒和理性,真正耐得寂寞、忍得攻击的是极少数。比如有人因为写了一篇迎合大众的文章获得极高的点击量而兴奋不已自鸣得意,殊不知其表达的大城市房价 大跌论或者某某必杀论是伤害大众、伤害法治精神和迷惑自己的精神毒药。甚至有不少学人和知识分子,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本身不足,只剩下通过表达姿 态、显示自己站在“弱势群体”和“大多数”一边,试图别出心裁剑出偏锋,以道德至高点占据真理和真相至高点。在大众舆论场上,也常常出现乌托邦战胜理性主 义、广场效应下乌合之众的盲目狂欢战胜实据分析的舆论逆淘汰现象。
 
著名学者刘瑜有一篇书评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把20世纪搞得一团糟》,文章说:
“担 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此类词汇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经常出现在公共话语中。然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却对知 识分子这种热情洋溢救国济民的‘责任感’表达了强烈的怀疑与批评。以整个二十世纪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萨特、罗素、萧伯纳、杜威这些 20世纪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他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
 
“当 然,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我们读到,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 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这些知识分子简直是‘太好’了——他们 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索维尔问道。‘那 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他紧接着回答。
 
“虽 然未必是‘坏人’,但索维尔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美国最富的 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 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动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 年前的那批穷人了。”
 
与此同时,还有 一个也是非常根本的要害问题是,财富多到一定程度,多到远远超出个人生活所需的程度,多出来的部分都只具有象征意义而不具有实质意义,甚至更多地体现为富 人对社会的责任。多出来的部分一定是以各种方式属于社会共有——比如以企业的方式,哪怕是以纯资产的方式——比如房产,那也是在租给别人用,让买不起房或 者不想买房的人有地方可住、办公有合适的场所;而自己住的那部分,比如比尔.盖茨的超级豪宅,不仅为大量管理人员提供就业机会,而且每年向政府缴纳100 万美元税收。至于富豪们拥有大量的艺术品和珠宝,那其实只是在为社会保管文明和文化,财富的多寡只有一个数字上的象征意义。
 
常 说知识分子的根本使命是追求和捍卫真理。但是,透过知识分子的文人思维、民粹倾向,透过观点和舆论自由市场上司空见惯但人们习焉不察的逆淘汰现象,我觉得 有必要重新确定知识分子的根本任务,不是追求和捍卫真理,而是揭示和提醒真相。本来“真理”这个词是很好的,是基于真相基础上的“真正的道理”,但是因为 有很多边界模糊的词被归入了“真理”,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于是我们不得不往“真理”的前面再走一小步,回到更为基础的“真相”上来。“真相”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真理”则有可能被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粉饰、肢解得面目全非。像民主、正义、公平、道义、大多数、人民、群众、老百姓这些 “真理性词汇”,本身并无明确的边界界定,运用起来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观念到价值到政策法律取向,都只会加剧社会的纷争和混乱。
 
很显然,比起“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真理守卫”,“会怎样不会怎样”的事实判断“真相揭示”要难得多。不仅揭示真相本身更难,捍卫真相本身也像保护“案发现场”一样,也比凭主观意志和主观印象进行的“口供辩护”要艰难得多。
 
在 这一过程中,保持专业性是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但专业性也并非抵达真相的保证。由于每个人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地位和人生处境等等的不同,就好比不同的人 在一座山的不同位置,真正对这座山具有全局认识的人总是少数,多数人、包括其中的专业知识分子基于自身“所见”对这座山的判断都是片面的。因此,同一个领 域里的不同专家经常持有不同观点这个事实本身,即已说明所谓“专业分析”并不是“客观真相”的保证。正如索维尔在书中试图指出的,社会现象总是有多元的、 综合的因素在推动发展,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对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全然陌生,所以任何人都很难拥有一个综合性、全局性的视角。视野深常常也意味着视野窄。
 
这 对专业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都提出了挑战。对专业知识分子而言,如何在坚持专业性的同时,保持心态、视野、知识上的谦卑与开放性,尤其是如何对待同一领域的 不同观点,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胸襟的体现,也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达真相、贡献真知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庶几可以抵达苏格拉底说的“知 识即道德”的增界。不需要你刻意地迎合民众,你所贡献的知识,本质上将有利于全社会乃至全人类。
 
对 于社会而言,也正是因为每个人、包括每一个专业知识分子提供的知识和“所见”多数是“偏见”,只是事物真相的一部分,当然也都是完全必要的组成部分,因 此,要认清社会更为全面、更加深刻的真相,就必须完全彻底地开放自由的观点和言论市场,让各种信息和观点都充分展现,充分博弈,充分辩论,充分竞争,从而 为人类的正确选择打下坚实的信息和观念基础。
 
4、民主解决不了科学决策问题
 
 
社会需要观点自由市场的充分开放与竞争,才便于人类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这就必然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民主是不是更加有利于人类作出正确的决策?民主方式能不能解决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决策问题?答案是否定的。
 
一 方面,急功近利是人类天性,光凭民主决策很难摆脱人类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偷懒,凭直觉、凭所谓的常识思维也是人类天性,大多数人往往只看到表 面现象,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第三方面,所有的决策,哪怕是民主决策本身,“议程设置”都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议程设置本身,就有可能充满了知 识的迷雾,充满了政治的蛊惑。
 
中国广州一位检察官杨斌说:“几乎每一句话里都含有人民、群众、老百姓、大众之类的字眼,美妙动听的总结陈词,(但)老妈从小就教育我:嘴巴甜的人,往往心肠最坏。”
 
米兰·昆德拉说:“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更悲哀的是很多人还以为身在天堂,依然为魔鬼唱着赞歌。
 
著 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自由奖获得者茅于轼先生说:“我觉得老百姓误解最大的就是,总是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在哪里,这也是我会遭受很多误解的原因。经济问题实 际上是很复杂的问题,老百姓看到的经济现象,有时候实际上的方向与内容却是与它的表现完全相反的,老百姓只看见表面,看不见实质。”
 
在科学问题上——不仅仅是非常专业的自然科学,就是在不那么“专业”、人人都可以喊几嗓子、人人都有关的人文社科和公共生活领域,绝大多数民众乃至知识和政治精英都有可能是集体愚昧的,需要拯救和启蒙。
 
比 如我在城市化研究过程中发现很多小城镇城镇面积扩张和房地产开发过度,有可能加剧“鬼城”风险蔓延,有人就说民主决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妨做一个 “民主决策”的假设吧:假设全县人民一人一票公开选举县长,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我,我对人民大众说:咱们小县城地处偏远,而且在城市化背景下常住人口势必 要总量减少,应该做小做精,不能贪大求快。而另一个候选人对公众承诺: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我要大力引进资本,做大做强,把本县在任期 内做成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让民众在没有交通拥堵、没有发掘污染、看得见绿水青山的家乡,就能享受到大城市一样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
 
这 种情境下,人民群众投我一票的多呢,还是投我竞争对手一票的多?我相信是投我对手一票的多。足以支持这个判断的例子是: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包括“鬼城” 地区的老百姓,都深信不移政府的大手笔“超前”规划能为地方造福。但最终的事实会教训人们:有很多“超前”其实是“过剩”,超前规划与建设带给地方的不是 福利而是长久的债务和萧条。
 
因此,民主不仅解决不了科学问题,而且民主本身,包括民主的程序本身,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民主不是科学的保证,科学却是民主的前提。比如,民主有各种前提条件如财产私有、信息全面公开等等,民主必须有一系列科学的程序来规范和制约,等等。
 
科 学的思维方式,永远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复杂思考,在现代社会表现为各种智库为各种决策提供专业意见。普罗大众哪怕“眼见为实”看到的真相往往都只是表相,知 识分子通过复杂的分析和推理,得出事物背后更具普遍联系意义、更具规律价值的真相。科学、正确的决策程序与方法,是提出议题,把课题委托给各个独立、专业 的智库,综合自己调查和分析,加上各种不同智库的不同专业建议,权衡利弊,作出选择。而在相关的专业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决策权力保持必要的谦抑,对权 力的理性不要过于自负,而是把更多的市场和选择空间留给社会、留给市场、留给公民自己,这样的“无为而治”,应该成为政治普遍的责任伦理。不能用“出发点 是好的”这样一种道德伦理取代“如果决策错了就应该有人担责”的责任伦理。由责任伦理取代道德伦理,是文明政治和野蛮政治的分野,也是“破坏型社会”向 “建设型社会”转变的分野。
 
对于社会 公众来说,告别简单粗暴的文人思维,学会复杂理性的理工思维,是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公民责任的体现。应该像美国常春藤大学一样,每个公民都应该把现代经 济学和法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必修课”,经济学教会我们任何理想都有环环相扣的现实约束,不能不管不顾;法学教会我们一切必须遵守正当的规则,尤其是“程序 正义”。程序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是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分野;对程序正义的捍卫优先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则程序正义存,实质正义也有可能得到。如果总是 让实质正义的目的优先于程序正义的规则,则程序正义亡,实质正义最终也必亡。
 
有 人说,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至今,我们喊了近百年赛(科学)先生,却仍然没搞清楚赛先生是干什么的。赛先生他是常常违反常识、甚至可能变来 变去、可是你却不得不依靠他来做出决策的硬知识。诚哉斯言,悲哉斯言!上百年来,我们在文人思维上原地踏步,社会也在文人思维里止不不前!
 
5、穷人思维及摆脱之道
 
 
从个体,到国家,到整个世界,人类千百年来最永恒的梦想和追求就是摆脱穷困,达致自由、富裕、和平、幸福,其中的“富裕”二字,又是近乎和性一样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追求。
为了这些美好的追求,为了摆脱个体和人类的穷困状态,人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其中,专门研究穷人的“穷人经济学”也应验而生。
 
穷人为什么穷?从外在表现也是最终结果看,穷人穷当然是因为物质和金钱匮乏。但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而导致穷人穷困,大约有四种原因:
 
一是天生穷困。出身于穷困的家庭、穷困的地区、穷困的时代,这叫人人生而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延续很多的不平等,但也有可能激发其中一部分穷人更大的奋斗欲望,从而摆脱穷困。改变这种穷困,一是国家转移支付,但也不是根本的办法;二是个人自由迁徙和奋斗,人挪活树挪死。
 
第二种穷困是因为权利匮乏和不平等。比如城市居民或者农民在城市的房屋可以自由抵押和买卖,农民在农村的土地和房屋却不能自由买卖和抵押,这就导致农民的财产成为死资产,城市居民的房屋等财产却成为活资产,进而有可能拉大二者之间的贫富状态。
 
第 三种穷困是因为机会匮乏和不平等。比如历史上的各种等级制度,比如当下中国国有垄断企业掌握了近一半的社会总资产,拿走了全国工资总额的55%至60%, 但只提供了8%的就业机会。这8%的就业机会不是提供给权贵子弟,就是提供给有钱行贿的人,一般的寒门子弟不得其门而入,哪怕你的才能比那些贵胄子弟高得 多。当然也会有极窄的门缝提供给确有真才实学的贫民子弟。
 
第 四种穷困是知识的穷困。穷人往往因为家庭穷困而上不起学进而失去向上进步的阶梯,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哪怕是非常贫穷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普 遍采取了国家保障的义务教育,促进儿童特别是穷困儿童获得平等的基本受教育机会。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到了“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的高度,成为改变个体和 国家命运、提高个体和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根本之道。
 
前面四种穷困都可以通过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政策加以改变和调整,从而给穷人提供更自由、更公正、更平等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进而改变贫穷。但最后一种穷困——精神和思维穷困却更为复杂,改变的路径和方式方法也需要寻求新的解决之道。
 
2013年底,《新世纪》周刊刊登了记者安替的一篇报道《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文章说:
 
“一个跨学科团队今年(2013年)完成了一项对资源稀缺状况下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结论是: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这项研究是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者协作的典范。
 
“这 个研究源于穆来纳森对自己拖延症的憎恨。他7岁从印度移民美国,很快就如鱼得水,哈佛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经济学,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后被返聘为哈 佛终身教授。而立之年就几乎拥有一切,他觉得惟一缺少的就是时间,脑袋里总有不同的计划,想把自己分成几份去多任务执行,结果却常常陷入过分承诺、无法兑 现的泥潭。
 
“穆来纳森把正在做的国际 扶贫研究和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竟发现他和穷人的焦虑惊人地类似。穷人们缺少金钱,他缺少时间,两者内在的一致性在于,即便给穷人一笔钱,给拖延症者一些 时间,他们也无法很好地利用。在长期资源(钱、时间、有效信息)匮乏的状态下,人们对这些稀缺资源的追逐,已经垄断了这些人的注意力,以至于忽视了更重要 更有价值的因素,造成心理的焦虑和资源管理困难。也就是说,当你特别穷或特别没时间的时候,你的智力和判断力都会全面下降,导致进一步失败。
 
“研究进一步解释,长期的资源稀缺培养出了‘稀缺头脑模式’,导致失去决策所需的心力。
 
“穆来纳森的研究,对社会阶层理论和国家政策、技术发展模式乃至个人时间管理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启示。以下试举几例——
 
    “例一:穷人为什么穷?
   “美 国共和党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民主党认为,贫穷根源来自社会不平等,国家应主持再分配来支持穷人。穆来纳森却证明两党都错了:穷人不是不 努力,而是因为长期贫穷,失去了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这种状况不变,再努力也是白费;而如果仅是简单地分钱给穷人,穷人的‘稀缺头脑模式’也会导致无 法利用好这些福利以脱贫。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流动方式应当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体系,同时保有社会竞争上升通道,资源入口向全社会开放,使得个人能保 持正常思维,有尊严地奋斗。
 
    “例二:时间不够怎么办?
“传 统时间管理原则是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而穆来纳森研究发现,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判断问题的心力不够;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解决方式,反而因分心加强了焦 虑,导致无法专心处理主要任务,加剧拖延。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办法是,减少多任务干扰,求助外界辅导,分割问题,从而淡化处理问题的焦虑。
 
   “例三:信息过载?不,有效信息匮乏。
 
“我们每天都处于信息过载中,很多人被微博信息轰炸得无法判断问题,所以一些人开始用戒网方式来摆脱信息过载。事实上这不是信息过载,而恰恰是有效信息匮乏的恶果。
 
“在 一个严重缺乏公开信息的社会,一旦技术带来部分的信息开放,会造成‘饿汉吃自助餐不知如何选择’的问题。同样,我们的头脑还处于有效信息稀缺的时代,有 ‘看到字就觉得很重要’的毛病,尚无法处理高浓度信息。最好的解决方式不是回到信息匮乏状态,而是建立辅助性信息筛选机制,帮助自己挑选重要信息。有趣的 是,微信因为是同仁、同事间的互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信息筛选作用,所以微信在中国的发展会慢慢超过今天的微博。”
穆来纳森的研究刚刚开始,但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时间稀缺是所有人共同面临的困境;而对于穷困人群的观察会发现,穷困者之所以穷困,他们身上的确有某种共同的“精神穷困基因”,这种基因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一种民间迷信的“命运”。
 
比 如一个赌徒,总想一夜暴富,没有赚到的钱、不是自己的钱也借来、挪来赌,那是因为他眼里只有钱,只看见有人因此一夜暴富,不管是六和彩、体育彩票、福利彩 票,还是轮盘赌,还是其它各种形式的博彩。他们把“这一个”放得太大了,以为只要肯下注敢下注,自己一定也会有轮到的那一天,于是不惜一切代价(挪用钱 财、到处举债)去赌,孤注一掷,结果越陷越深,把自己的财富、信誉全赌光。
 
如 果他的注意力不是被“发大财”这个词全部占据,并导致认知和判断力全面下降,他就会站在更高、更宽、更全面的深度和广度上看待博彩,这时他就会发现:从个 体的概率上,真正中大奖的概率可能只有几百万分之一,自己可能要投几百万次才有可能中一次而且不是必然会中;从人群上,则是几百万人“尸骨无存”才可能有 一个人中下一夜暴富的大奖。而这两种情况,都还是在做局者不做手脚、“公平赌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做局者做手脚,所有的大奖都只会落到做局者自己人 手里。看透这一点,他就会以更平和的平常心态对待自己的赌博,抱着偶尔玩一玩的心态,拿出自己承担得了的成本去对待这件事;而不会把发财和改变命运的梦想 和希望都寄托于自己掌握不了的赌博,使自己一步步陷入失财、失信的悲惨境地。
 
再如一个真正的优秀企业家,只要健康不倒、生命还在,往往不论遭遇怎样的挫折与失败,他都还能坚强地爬起来,成就财富与事业。
 
而 那些具有“穷困思维”的人,你给他创造怎么样的好条件,最终的命运可能都还是穷人。比如你给他一个工作机会,他只会玩命地按部就班地干活,不会创造性地干 活;你给他一大笔钱和房产等财富,他只会坐吃山空或者守财奴一样节衣缩食,只会储蓄而不会投资。因为他把他一直所稀缺的钱看得太重了,失去了更宽广的视 野,不懂得如何利用钱。用文绉绉的词来形容,是一叶障目,坐井观天,视野非常狭窄,钻牛角尖,用我老家客家话的词叫做“想不开”——这是一个非常传神的 词。眼里只有那一点点,缺乏广度、深度和厚度,尤其是缺乏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广度,导致看不见世界也看不清未来,从而不敢有任何行动,或者行动变成了只凭 感觉的盲动。
 
视域狭窄的“穷人思维” 在思维表现上一叶障目不见全局,在行动逻辑上则往往更加急功近利,更加冒进,更加不思考后果,不仅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悲剧性的命运,也会毁坏社会的点滴进 步和美好构建。比如有人对现实社会不满,认为这个社会、这个权力机构糟透了,只有来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促其倒台才是国家获得新生的惟一出路。我就问他一 句:那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人上台呢,当下处于相对弱势的普通老百姓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还记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警句吗?他这才想想:也 是哦。当下无言。
 
穷人思维由于是一种 封闭性思维而不是开放性思维,所以不容易、不愿意接受和自己愿望和常识不相符的更全面准确的信息,思想容易极端化,看不到现实世界各种错综复杂、互相矛盾 又互相依存的普遍联系,用简单化的对立关系取代更为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矛盾关系。比如把穷人的穷简单归因为资本家的富,号召人们起来消灭资本家(包 括这十年来一些很有声望和知名度的评论人都在号召“取消开发商”),结果就像20世纪人类社会主义实践一样,世界各国消灭了资本家的计划经济一律遭遇失 败,富人变穷的同时,穷人不是更富了而是更穷了,甚至不得不直接面对饥饿和死亡。
 
本 来这是事前就可以防范的一个悲剧,只要人们有足够的理性思维:资本家越少,穷人的劳动力就越没有买家,到最后全国只有惟一一个买家的时候,劳动力价格不仅 会变得极其低下,穷人出卖劳动力时还不得不陪上尊严和行贿。但是穷人思维通常不会这么想,他们不愿意思考也不愿意付出耐心,他们需要的是立即改变。
 
越封闭就越偏狭,越偏狭就越急功近利,这是不是也是“穷人思维”的一个规律?
 
不 改变“穷人思维”,就是把富人全赶走,占有富人的一切财产,穷人最终还是会受穷。曼德拉治下的新南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新南非很多城市在废除种族 隔离、黑人可以自由进城后发生了所谓“芝加哥化”、“底特律化”的过程。其中,当年的南非“经济首都”、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尤为典型。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 初,“黑白壁垒”破除,大量黑人从城外的索韦托迁入过去他们不能居住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和其他他们想去的地方,大量黑人贫民迁入后,治安严重恶化,富人和 大公司纷纷迁出,星级酒店等豪华场所陆续停业。昔日的约翰内斯堡曾经集中了全非洲大陆三分之二以上的高层建筑,号称“非洲曼哈顿”。但在过渡期和新南非初 期的混乱中,不仅黑人贫民占领空房空地的情况屡见不鲜,就连该市最著名的一些摩天大楼也在被废弃后一度成为三教九流乃至犯罪团伙的居所。在1990年代 末,尽管这里的高档场所纷纷歇业,豪华大楼里尽是无房可住的“占领者”,但是穷人仍是熙熙攘攘,先前的豪华商圈,如今地摊密布,约翰内斯堡中央商务区成了 “高楼林立的索韦托”,后来因为没法就业,黑人又纷纷离去,这里陷入彻底的萧条。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不再能驱逐黑人的富裕白人“惹不起躲得起”,纷纷北迁,大量的新钱投入桑顿,使这里迅速热闹起来。
 
于 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近20年后,我们看到了这样讽刺的图景:穷人“占领”约堡主城区的结果是把富人赶得更远,而相当部分的穷人在主城区衰败后也回迁 (索韦托)了。结果形成的是南边黑人的索韦托和北边白人的桑顿,中间隔着个“鬼城”般的旧市区,不仅黑白似乎仍旧分明,而且空间上隔得更远了。这个过程, 不仅白人、富人付出了代价,黑人穷人也损失了就业机会。事实上由于最先撤离到桑顿去的白人富人后来在桑顿崛起时房地产价格的急升中还发了财,黑人穷人就没 有这种机会,他们的损失未必更小甚至只有更大,因为总体上离富人区更远(隔着个鬼城一般的老主城),就业机会更少。
 
当然,我绝对不是赞成种族隔离,而是要把开放、合作而不是封闭、斗争思维同时根植于每个人头脑中,才会达到穷人富人之间的合作共赢。否则,两败俱伤的同时,受伤最重的往往还是穷人群体。
 
思维方式不改变,即使改变环境也改变不了穷人命运;思维方式发生改变,则穷人也可以突破环境的制约改变命运。而欲改变其思维方式,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为他提供更全面、更开阔的信息和视野,从而对可预见的未来作出更全面更准确的预判,进而作出更正确的行动。
举 一个真实的例子。有青年小李,收入不高,几年来一直等着保障房分配指标。2011年间,我至少用了5次左右吃饭时间(每次2小时计)劝说他别等,求人不如 求己,不断向他阐明几个道理:1、保障性住房(经适房、限价房)一点都不好,即使你拿到了,表面上是比市价商品房可能便宜一半,但是它的价格由于品质和居 住人群等原因,永远追不上周边商品房;5年内不得转让,如果你懂得投资的话,它会使你失去很多变换资产的投资机会,而这些投资机会带给你的财富增值可能超 过得到的保障房优惠。2、保障房居住人群多是等靠要的穷人思维者,让你的后代处在一种不好的文化环境中,有可能导致贫穷固化和贫穷思维及贫穷的代际传承 (孟母当年还择邻而居呢)。你愿意自己贫穷后代还贫穷吗?3、即使保障房千好万好,能不能拿到100%都掌握在别人(政策)手里,为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去 等待,不如把握自己能把握的。一再劝说之下,小夫妻终于打消了“明年我拿到保障房可能性8成”的念头,2012年初买了一套80平左右商品房。没过两年房 价全面翻倍(保障房也一样),房产增值百万(他们买房时只有20万积蓄,下定决心后再凑了十几万合成首付),他们一下跻身百万人士行列。精神境界和思维方 式全然改变。而政府承诺的保障房,则时过境迁无声无息。
 
假如他们死守虚无缥缈的、自己掌控不了的保障房与商品房那点“差价”,他将和北京几十万户望穿秋水等保障房的人一样,越等越穷越等越买不起房。这种心态跟赌徒心态一样,都是守着个没到手的“大奖”不放,就会不断流失自己真正能够掌握的命运。
 
近 有某县城D君,曾把自住栋房(东部县城常见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五层自建栋房)抵押一部分出来进行民间借贷,赚取利差,这在东部地区也非常常见。但是最 近借出的钱出了状况,本息都难以收回,于是,银行还贷就成了问题。已经退休的人,一下要筹借几十万元还银行款,谈何容易。但是当事主人公又紧抱着坚决不能 卖房理念不放,一是可能觉得卖房丢人,二是觉得房子要传给孩子,三是可能觉得卖房损失太大。但如果万一真还不上银行款,而且从法律上他们具备还款能力(有 房可卖),等到银行来查封拍卖房产,100万元的可能就只能卖到七八十万,那时损失更大。
 
我 不想从卖房还债这一他们极度抵触的角度来说服他们,我想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服他们。当初抵押贷款出来放贷,是一种投资;未来通过换房的方式,也是一种投资, 而且还可以顺便还债,安全系数更高,基本上全无风险,而且未来赚的钱也可能更多。危机和压力迫使人下定决心去做某一件正确的事情,因祸得福,何乐不为呢?
 
具 体原理和方法是:在县城,这种四五层楼、户型结构比较老旧的小区型自建房,是房屋主流,存在居住不舒服、总价高、浪费面积大等诸多缺点;而现代化的小区套 房,未来会成为主流社会追求的产品,不仅总价低,而且居住舒适。当今社会,不仅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而且私秘性、独立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是独生子女家 庭,也由于两代人生活习惯、作息时间等不同,越来越选择分开居住。因此,未来县城套房涨价的空间将远大于“有天有地”的自建独栋房(稀缺型豪华别墅除 外)!过去的事实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本县城某小区套房,开盘那年单价1700元,现在7000元以上;而当年我曾劝岳父卖的小区型栋房,时价18 万元,现在基本上只能按地皮价卖,约65万元以下,房屋本身的价值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成为拆迁的累赘,改建也不一定能得到批准。
 
未 来这种套房和普通栋房的差距还有可能继续拉大。如果抱守着民间传统的“有天有地”、“坚决不能卖房”等老观念不放,而不是瞻前又顾后地分析更广阔的未来社 会发展趋势,从而及时结构性调整资产,不仅当下的麻烦可能难以解决(且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而且未来的潜在收益也不可能分享。如果能够趁着当下栋房还有价 有市,及时“卖一变二”,除了还掉银行欠款,还可以变身为两套套房(不追求大,只追求适用),一套自住,一套出租,不仅不需要再承担难以承受的银行月供, 而且还有可能多出一部分房租提升生活质量!可谓一举多得。
 
网络上有一则传说是王永庆说的“心灵鸡汤”:【一根火柴的力量】一根火柴不够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但一根火柴可以烧毁一栋房子。一根火柴是什么东西呢?1、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2、不经理智判断的决策;3、顽固不化的个性;4、狭隘无情的心胸。
 
心灵鸡汤的特点是通俗易懂,但是没有上升为理论。不管这句话是不是王永庆说的,但它的道理和穆来纳森教授研究的“注意力被自己看重的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的“穷困思维模式”彼此相通。进一步或者退一步,世界海阔天空,怕只怕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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